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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农村调查笔记:乡愁不应是病态的自怜自艾

2018-08-16 08:36编辑:jrshz.com人气:


【编者按】
本文为三农研究者的乡村调查笔记。作者刘成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
不知从何时起,乡愁成为了一种文体,年关将至,我们总能在社交网络中看到各种思乡怀亲的文字,或饱含深情,或浓郁忧伤,或催断人肠,仿佛故乡留给我们的总是那样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愁苦。
与大多数离土离乡在外拼搏的游子不同,作为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每年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就是奔走在他人的故乡,奔走在变迁中的乡土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对于乡土社会,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或许在很多游子与文人墨客的眼中,故乡总是带着浓郁的愁苦,而在社会学研究者看来,乡愁不应是一种病态的自怨自艾,不应是一种“少年爱说愁滋味,爱上层楼”的自我烦恼。每一天乡土社会都在上映着酸甜苦辣的故事,而只有遍尝其中的滋味,才会懂得,真正的乡愁是一种无法割舍、更为广阔的情怀。

三地农村调查笔记:乡愁不应是病态的自怜自艾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入户访谈
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总是出现在别人故乡的他者,虽然并未生于斯、长于斯,但是对乡土社会的那份情怀让学者不厌其烦的出现在各处的村庄里,得益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独特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贺雪峰老师要求我们下乡调研时要和农民吃住在一起,用二三十天的时间去和村庄中各种各样的人物交谈,用心去体会乡土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而尽量收获到对一个村庄更为完满的理解,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够懂得当前的农村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农民在想些什么,只有把握住了真问题,才能在学术中有所推进。因此,虽然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奔在他人的故乡,但是对于乡土社会中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自然也了解颇多,因为总在不同的地方奔走,所以才不至于将眼光居于一隅,才能够避免被情绪带着走失去了理智,才能做到不矫揉造作的看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调查中没有自己的情感,情感不同于情绪,我们怀抱着对于乡土社会浓厚的情感,与农民一起,听着他们讲述的故事,或喜或悲,但是我们总是尽量的避免让情绪主导我们的思维,因为现实太复杂了,情绪又太可怕了,很多时候欺骗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情绪,一旦情绪影响了判断力,那么就很容易变得愤世嫉俗。
乡土社会并非像很多乡愁故事中讲述的那样,总是一片荒凉与悲伤,很多时候这都是游子在城乡奔走中的一番感概,但是情真意切的文字却总能够打动人,让人不觉心生怜悯,或者触碰到心中那根敏感的神经。的确,今天的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巨变中我们感概传统伦理道德在一点点瓦解,村庄因为空心化在失去活力和发展的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是一潭死水,只是我们缺乏对于其发展变化的了解,就像我们总是割裂的看待城乡之间的发展变化,却看不到一个个农村家庭正在由城及乡冉冉升起的故事,看不到蕴藏在代际之间的发展动力,看不到哪些依然在乡土社会中奋斗的故事,看不到平凡世界中饱含的希望。
在乡愁的故事中,不能仅仅有回乡的游子,也要有我们这些故乡的他者,追寻着调研的足迹,我选择了过去一年中几个调查地方的小故事,有的是在村农民奋斗的故事,有的是农民进城中家庭的发展轨迹,也有的是琐碎的家庭生活,这些仅仅是不同地方农民生活的一个片段,但是组合在一起却是一副乡土社会变迁的图景,这些故事或喜或悲,甚至有些是含泪的微笑,但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乡土大地之上。
一 新型农民——王泉林

三地农村调查笔记:乡愁不应是病态的自怜自艾

王泉林在田里劳动
“以前我是在外面不想回来种田,现在是在家里种田不愿意再出去打工,对别人来说,种田不如打工,对我来说,恰恰相反,现在差不多每年我忙半年,出去玩半年,我喜欢旅游,闲的时候背着包去出去了,去年我去了香港、澳门和越南,本来还想去泰国,有点事情就回来了,只能今年忙完再去了”,湖北沙洋县的种田大户王泉林这样讲。
虽然王泉林现在的日子过的很潇洒,可是谁又能想到他家里在五年前还是贫困户,只是近两三年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泉林,今年还不到五十岁,但是却经历了很多事情,像很多普通的农村家庭一样,他以前在外面打工修理摩托车,妻子在家种田,农忙时就回家帮忙,两人育有一女,日子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也算小康之家。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发展轨迹,妻子得了尿毒症,看病的费用陡增,泉林不仅无法在外面继续打工赚钱,还要回家照顾妻子,家庭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糟。
不得已,王泉林只能在家一边种田,一边照顾妻子,2010年他流转了二十多亩耕地,每亩土地的流转费是200元,他希望通过种植面积来增加农业收入,除此之外,他购置了一个小型收割机,还在网上买了一台二手的东方红旋耕机,除了方便自己家田地,也给其他农户提供农机服务赚钱,后来邻居卖房子和田地去城里生活,他就借钱买下来,这样加上自己家的田地,耕地总面积就有了六十多亩。
2012年妻子最终还是因病去世了,家里就剩他和在外打工的女儿以及一大堆债务。究竟是继续在家种田,还是到外面打工,王泉林面临着选择。考虑到自己的年龄,他觉得在农村还是可以做出来一番事业,抱着这种想法,他将苦闷的心情化作了专心种田的动力:又流转了八十多亩土地,将经营面积扩大到一百五十亩左右。与此同时,还购置了齐全的农机:2013年花六万多新买了一台收割机(之前已换过两台);2014年花三四万买了一台高频插秧机(之前是手扶插秧机,每天最多能插10多亩,现在每天最少能作业三四十亩);花三千多元买了一台收谷机,只要推着收谷机从晾晒的谷子上走过,就可以自动的将谷子转进袋子里,非常便利。
在农业生产中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充实和乐趣,“现在开着插秧机插秧,就像打游戏一样,非常过瘾”。从耕田、播种,到打药、浇水,再到收割、晾晒,基本上他都是自己在田里劳动,因此对于机械的使用也更加充分。2014年他的纯收入有十多万,因此当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种上了油菜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计划。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觉得很充实、很满意,因为经营的比较好,建立起了信誉度,周围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会找到他流转土地,“老百姓既不想卖房,也不想卖田,让别人种着,不空田就行,流转给我,也比较放心,到时候回来想种地的时候我就给他”。因为经营的规模大了,购买农资也有了谈判的能力,“现在肥料、种子都是别人送上门,土地多就是老板,找我的农资商像竞标一样,规模大了,我说了算。”
像王泉林那样的农民并非个案,仅他所在的村民小组,还有四个种田大户。进入2000年以来,农村中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在村庄内的年轻劳动力少了,村庄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以往是因为务工机会的稀缺带来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而如今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后,农民可以自由的在城乡之间寻找合适自己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村庄内的发展空间也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而逐步显现。王泉林之所以能够在村庄中获得发展机会,不正是因为村庄内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吗?
更为关键的是,在没有政府和资本等外力的干预作用下,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这就给留在村庄的农民就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而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甚至还要更高的收入。正是这些,才使得像王泉林那样因为无法外出务工的人能够在村庄中获得相对可观的收入,才能够使得他们的家庭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
二 安徽农民在上海:逐梦者,抑或漂泊者?
(来源:情感驿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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